高 小 平
夏书章的名字，是与中国行政管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探寻这位九旬前辈倾注毕生精力从事的科学研究足迹，领略他的行政管理学术思想睿智，对我们这些后学来说，足以激发斗志、锤炼学问、砥砺人生。
一、为行政管理科学研究立而行
夏老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活的“历史教科书”。夏老 20 世纪 40 年代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习行政管理，学成后回国从事教学、科研和大学领导工作。改革开放后夏老率先提出恢复研究行政管理学，身体力行，著书立说，被公认为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当十年动乱结束，世纪伟人邓小平拨乱反正，号召对政治学等学科“恢复研究”、赶快“补课”时，夏老一马当先，以过人的胆魄与学识，于 1982 年 1 月 29 日 在《人民日报》振聋发聩吹响“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第一声号角。夏老掷地有声地提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他讲，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管理规律的科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学科之一。研究行政管理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行政管理效能，以理论密切结合实际为基本原则的我国学术界有责任研究合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行政管理学。此后，夏老又在《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行政管理》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强调必须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有限而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使用，尽快做出成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他强调要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在普通高校内设置行政管理专业，讲授行政学课程，开展行政学研究，出版刊物等。
20 多年来，夏老在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和研究上率先垂范，笔耕不辍，出版学术专著、主编专论 30 余部。 1985 年他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高校采用教材，后又经过修改，获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为学科构建了理论框架，阐明了学科基本内蕴。夏老写的《管理·伦理·法理》、《管理·心理·医理》、《人事管理》、《行政奇才——周恩来》、《知识管理导论》等著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以其独到的见解，生动的论述，充实着中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宝库。
“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不能闭户造车，不能关起门来‘坐而论道‘。一定要紧密地针对和结合改革，要为改革服务”。 行政管理学一旦脱离实际，它就失去了生命力，不再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为此，夏老谆谆告诫：既然是应用学科，就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点，针对存在的问题，着眼于当前的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也是当前最大的实际。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要考虑的，便是使行政管理工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去进行改革的问题。要有针对性，有原则指导和事实根据，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作可行性论证。他确立的行政管理研究密切联系改革实际的思路，为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
1996 年，夏老倡导引进“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MPA ）学位制度。夏老讲，中国加入 WTO 以后，公务员的素质、政府的管理水平、办事效率都将成为影响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因素。引进 MPA 教育，无疑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公务员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淡化权力欲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推动政府管理水平和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政府改革。全国 MPA 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夏老这位中国最早提出建立 MPA 制度的专家被聘为顾问，许多媒体誉夏老为“中国 MPA 之父”。
“行政的实质在于行”。 夏老用生动的语言，阐明行政管理的精义。他说，关于“行政”，“政”是前提，精髓和着力点是“行”。行政旨在和贵能将既定的政治理想、纲领、计划、原则、方针、政策等，通过运作、执行、付诸实施、予以实现，或见诸行动，使之成为事实。要行远自迩、切实可行、势在必行、令行禁止、行之有效。
夏老强调“政”，并深入浅出地点出：“我们通常所讲的‘政治‘一词，是把‘政‘和‘治‘两个字联合一道”、“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行政学，要完全摆脱与政治学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行政学的深入研究，必然要接触和涉及各国的国家性质和现行政治体制等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这是不以人的意愿、兴趣为转移的”。同时又强调“行”， 他说，“政要落实到治，‘德治‘、‘劣治‘都要通过‘治‘来证明，有政而无治，还是空的”，“政离不开治，并且只有通过治来体现和检验政。这里的治，就是行政管理”。
“狭义的行政管理虽狭更广，广义的行政管理虽广犹狭”。 在行政学研究之初，夏老就明确指出，根据实际情况，行政管理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行政管理虽狭更广，因为政府处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地位，其管理无疑是涉及面最广和最具权威性的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管理，其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担负着实现宪法目标和国家职能的重任，非认真研究、认真改革不可；广义的行政管理虽广犹狭，它包括除政府工作外，在企业、事业单位、群众性团体，以及立法、司法机关中，也无不有被称为“行政”或实际上是属于“行政”性质的工作。由于此种“行政”工作总是同领导者相伴随，所以在各单位（特别是办公室）也事关全局和全过程，但无论如何，其管理活动总局限于某个局部或某个单位，面是狭的。他这样的分析，既深化了行政学的内涵，也拓展了行政学的外延。
夏老拓展行政管理研究的范围，还体现在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公共事务、公共服务。他研究市政问题，研究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高校科学管理、民主管理，都颇有建树。他在几个大学开设的市政学、人事管理学、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分支学科课程，成为精品。
“诸理相通，其理一也”。 夏老站在学科发展的制高点，指明了行政管理研究与相关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交融发展的趋势。他讲，行政管理学不是一门孤立的、狭隘的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必然遇到与其他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情况，因此，行政管理学不仅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法学这些基本学科密切联系，而且与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唯有融会，才得至理。
夏老追寻行政管理学的前天和昨天，驻足今天，拓展明天。他探究国际行政科学发展轨迹，胸怀华夏，放眼世界。他为行政管理学的繁荣呕心沥血，他的学术思想构成一个时空，写就一部巨著。
二、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鼓与呼
夏老是一部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交响乐”。他的一脉一息都紧扣着国家改革的鼓点，观照着行政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时代历程。
改革开放伊始，夏老即积极推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他不发玄论，不尚空谈，实事求是地针对我国行政工作中的问题，如组织机构、行政效率、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问题，逐一针砭。他准确地把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突破口，为建立社会主义的、适合国情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言献策，努力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行政管理要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改革迅速推进。面对行政管理改革落后于经济管理的现状，夏老高声疾呼：在加强经济管理的同时，必须注重行政管理的研究和改革。行政管理若不能与经济管理相应地、同步地进行改革，则经济管理势必受到阻碍或处于困境。经济管理的进展，总要敦促行政管理进行改革；经济管理的实践，又为行政管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夏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行政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即在当前的改革中使行政管理科学化，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通过行政改革，建立起具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
“要进行全面的行政改革”。 夏老早在 1982 年就指出，全面的行政改革关系到如何搞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问题，意义重大。他提出，行政改革现在条件成熟，势在必行，不改不行，不能拖延，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他还提出，通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带动实现工作方法、程序、作风、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四个转变，实现人的精神状态的飞跃。这些真知灼见确是一语中的！
“简政放权是体制改革中把宏观管住、管好和把微观放宽、放活的一项重要措施”。 针对行政管理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统得过多、过死现象，夏老建议政府应“简政放权”，认为“简”和“放”，“放权”应是问题的焦点。他进一步提出“简政放权”的四个必要条件：放所当放，贵得其宜，必须进行研究；明文规定，有法可依，必须进行立法；领导得力，改弦易辙，必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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